“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去世，让很多网友对稻子的历史有了兴趣。本文摘选自东南大学出版社《吴文化的根基与文脉》一书部分章节。

徐国保著东南大学出版社2018.06

稻谷是世界三大主粮之一，也是人类步入农耕文明的代表。大麦、小麦起源于西亚，影响了后世的欧洲文明；玉米和豆类起源于美洲，成就了美洲印第安文明；稻谷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塑造了中华文明。今天，稻谷种植区几乎遍及整个地球，全世界有一半以上的人以此为主食。早在丝绸之路形成以前，稻米就将中国与亚洲乃至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它令这些国家关系紧密相连、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形成了一个“稻米文化圈”。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稻国，现有水稻种植面积4亿多亩。“很早，大致开始于亚洲，水稻分别从不同地方与不同方向传播，至今遍及除了南极洲以外的各大陆”，“在中国，众多的考古证据表明长江和淮河中游是两个最早植栽培稻的地方，已发现了至少8000年前的稻谷和农具”。中国水稻的资源、传播和稻作技术曾经直接影响了全球的文明进步。

《周礼·职方氏》中就样叙述：“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正南曰荆州，其谷宜稻”。史实证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等考古中发现了1万年前的人工栽培稻遗存，有力印证了江南是世界水稻的发源地。

吴越之地系由“古扬子海”演变为“扬子古陆”，而“古扬州”“宜稻”的记载早已著称于世。由于历史上长江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加上吴地的中心地区太湖流域水网交错、土壤肥沃，地势平坦，以平原和丘陵为主，这为水稻生长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而且，当时太湖流域的气候条件也给稻作农业带来了良好的影响。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认为，远古时长江下游及杭州湾地区的气温要比现在高2℃，也就是说，远古长江流域的气温接近现在珠江流域。考古资料也印证了这一推论的正确。据考古人员对7000年前杭州湾南岸河姆渡出土的植物遗存中的孢粉分析，当时这里曾“生长着茂密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主要树种有樟树、枫香、栎、栲、青冈、山毛榉等，林下地被层发育较好，蕨类植物繁盛，有石松、卷柏、水龙骨，树上有缠绕着狭叶的海金沙”。海金沙现在只分布于广东、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群岛、泰国、印度、缅甸等地，说明当时河姆渡一带的气候比现在更温暖。

从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存出土的稻谷品种来看，当时只有籼稻、粳稻和过渡型稻3个稻谷品种，经过吴越先民不断改良，到明清时，吴越地区的稻种竟达1000多种（可能有同一品种在不同地区的名称不同而有重复）。稻谷种类的增多，从主食上也极大地丰富了吴越的饮食文化。

考古界曾经做过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工作，将我国考古工作中有炭化稻谷出土并已明确是稻作遗迹的地点按年代分别标志在地图上，结果此图提供了一个一目了然的事实——目前已知的年代最古老的稻作遗址基本上都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太湖流域尤为集中。

据考古发掘，仅江苏省境内的先吴地区业已发现5000年以前的稻作遗址就有20多处，下图为部分稻作遗址：

顺山集遗址系“2012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位于泗洪县梅花镇大新庄西南约500米处。这是一处8000年前的大型聚落,先民们依水而居,人们住的是地面式或者浅地穴式的圆形房子,他们生火做饭,已用上考古学家发现迄今为止最早的陶灶,这是当之无愧的“中华第一灶”。在韩井遗址,发现一处8000年前的水稻田遗迹,面积不足100平方米,被分割成不同形状的块块,每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还发现了人工开挖的水坑、水沟和水口,这些似乎是特意挖出来的,先民们用来引水灌溉。对水稻田的土壤进行分析表明,这里曾经反复生长过水稻,有炭化稻颗粒,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系统测年认为,距今8000多年。而在动物饲养上,发现了狗的遗骸,并开始养猪。

可见,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地区。最近,美国斯坦福大学人类学家理查德·克莱恩也发表文章认为，“六七千年前，中国境内开始普及种植水稻，而后水稻种植由近东传入欧洲。”

考古发掘证明，稻作农业是吴文化的奠基石。早在4000多年前吴地已广泛使用石犁，进入犁耕稻作，这是农业技术的一次革命，是农业技术的里程碑，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三角形犁形器，即石犁，其前锋有尖角，两腰微微弧出，中心带孔，可固定在犁床架上连续翻土，扩大了耕地面积，与以往的农具相比在效能上有了明显进步。除石犁外，良渚人还发明了破土器、耘田器以及收割用的石镰等分工较细的农具；还采用斜把破土器、石犁开垦土地，撒上种子，然后用石耘田器除草，稻谷成熟后，再用石镰收割。据1975年至1980年苏州出土的吴国青铜器统计，农作工具占了60%。其中城东北发现的铜器窖藏中，有锛12件、锄5件、斧6件、镰6件、犁形器1件，另有剑2支、鼎2件，农作工具占了90%。所以，吴军屡次远征，军粮供应从不匮乏。越国缺粮时，吴国能一下子借出“粟万石”（笔者认为这里的“粟”实为“稻”，此乃史学家承袭秦汉以前皆称“禾”为粟的说法，后世才以稻为禾）。在越兵围困吴都时，吴军坚守了两年多，可见其存粮的充足。

1973年春天，南京博物院及吴县文管会的几位专家来到草鞋山遗址。在遗址的第10层，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拨开积压了6000年的封冻泥土，从泥土中发现了两块黑色的炭状遗存，经验告诉他们：这是稻谷，炭化稻谷！后经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鉴定确是6000多年前的稻谷，有籼稻也有粳稻，这也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之一。

过去一直说长江下游是个蛮荒之地，洪水泛滥，猛兽出没，难觅文明的踪迹。一直说世界稻作起源于印度，或中国的云贵高原。而如今，上山、罗家角、草鞋山等遗址发现的稻谷，以及同时出土的石铲、石斧、石锛、石凿等生产工具，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至少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先民们开始培育和种植水稻,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化,比印度至少早了2000多年。

从1992年冬季开始,中国和日本联合在草鞋山遗址进行了首次水田考古学研究,将考古学、地理学、土壤学等多种学科方法有机结合起来,力图恢复古稻田的原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稻作文化是2500多年前从吴国传播过去的,因此日本专家对吴地稻作文化的研究有着非凡的兴趣。通过近4年的水田考古学研究,初步复原了古稻田的耕作规模、经营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为我们大体勾勒了一幅古稻田耕作图：

新石器时代,太湖水面远不及现在那么大,按《禹贡》书中附图分析,太湖很可能是长江的分支——南江。太湖流域除了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地外,尚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覆盖。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大多居住在濒临湖泊或沼泽地的土墩或山的阳面上。当温暖的阳光融化了低湿的田畦上最后片残雪,先民们便用磨得光亮的石铲和石斧开垦湿地。每一铲、每一斧,都要付出巨大的艰辛。他们先在湿地四周开挖沟渠,再在附近开掘水坑,小的不足3平方米,大的约9平方米,用来蓄水,使之与沟渠相连。然后点燃把火,把湿地上的杂草烧尽,这叫“火耕”;对特别低的湿地,则索性灌满了水,把杂草淹死,这叫“水耨”。经过“火耕水耨”后的田地就可以播种稻谷了,以后也不进行中耕,只待秋天收获了。

当然,这是远古最原始的耕作方式,稻谷的产量自然不会高,但这是发生在6000年之前的,一场被生物学界称之为“新石器时代的绿色革命”,人们至今仍惊叹不已。

长江三角洲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最早、最典型的种植水稻的地区？历史学家喜欢从人的角度出发，用人为因素解释人的行为，环境经济学家则以环境与人的关系来解释稻作之源。

究其缘故，有四：

一是雨量充沛，气候湿润。《苏州市志》有关古气候记载，从新石器至春秋时期太湖流域一带为温暖期，春夏之际气温约为18～40℃。这里是片溪水潺潺的沃土，泉水从各地与山坡上涌出，到处是茂密的森林，碧绿的草地，宜人的环境，非常适合水稻的生长。低湿地加上雨、热同季，促成了水稻的稳产、高产。到了唐代，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往北方，大运河来不及输送时还动用海运，杜甫诗云：“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二是阳光充足，土地肥沃。

三是不忧冻饿，富裕采集。从目前的史料和考古证据来看，先吴古国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先吴人食谱中所占比例不高，而且很可能主要不是用来果腹。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先吴人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认为，先吴古国早期谷物的栽培有可能是用来酿酒祭祀的。吴越先人最初可能正是在长期的采集活动中，熟悉并掌握了一些植物的生长规律，尝试着将它栽培，稻作农业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

四是人员增多，资源短缺。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而大禹治水后，“三江既人，震泽底定”，中原地区因连年战争，人员不断南下，江南人口激增，形成“人口压力”。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

先吴人除种植水稻外,还养猪、养鸡,种植芝麻、甜瓜、两角菱、毛桃等,与同时期的其他中原文化相比,农业物产更加丰富,种类更多,食品更多样化。

萌芽于万年前的稻作文化,不仅是博大精深的吴文化产生的重要基础,也是其成长的骨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生活习俗。《史记》载:古吴人“饭稻羹鱼”,即以米饭和河海鱼类为主要食物。吴军出征时吃的主食是米饭,副食(菜)是吴地特产——咸鱼干和“吴酸”(酸菜)。《楚辞·大招》中亦说:“吴酸蒿蒌,不沾薄只。”意思是用香蒿做成的吴式酸菜不浓不淡,酸度适中,味道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