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般若波罗蜜经.唐写经

大英图书馆藏

▲唐写经中的“敦煌”二字

佛经有云：书写经之一行半句，能够成就大愿在佛教弟子看来，沐手抄经如面佛抄经，又叫做写经，即抄写佛教经典。写经在中国历史久远，写经的目的多是为了祈祷消除灾难，增长福报等，但也有人以写经为生，将其作为一种职业。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来了：古代写经手的报酬是多少呢？央视纪录片频道《汉字五千年》中，是这样讲的：“当时的写经手，日子还是过得很富足。”对此，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先生并不认同，特撰文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当时的这点报酬，对于抄经手来说，实在是太低了，连勉强糊口都很成问题。”申尧，青岛出版集团艺术出版部主任。在拜读过赵声良先生的文章后，对其中的观点稍存疑惑，并写下一篇文章，既为赵先生辩护，又提出一点不同的意见。现一并刊列二文于此，供读者参考。

敦煌古代写经手的报酬文/赵声良

▲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资料图

不久前看了央视纪录片频道播放的《汉字五千年》，以汉字的发展为中心，讲述中华悠久文明，觉得非常有意思。后来看到第六集，大概是因为引用了敦煌文书，更加关注。其中讲到敦煌写经，提到法国藏的一件出自敦煌的文书，上面记录了当时写经手的报酬。这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912号文书（电视节目误为P.2192了），其中有如下内容的记录：

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麦壹百硕、粟五十硕、粉肆斤。右施上件物写经   谨请炫和上（尚）收掌货卖充写经直，纸墨笔自供足，谨疏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这段话用现代汉语来讲，意思是：写《大般若经》一部。施舍银盘子三个（折合三十五两银）、麦一百硕（“硕”是当时的量词，类似斗、升之类）。粟五十硕。施舍上面的物品来请求写经，谨请炫和尚收下（这些物品）拿去变卖来充当写经的费用。（写经所用的）纸、墨、笔则自会提供。谨致，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

电视节目中讲，当时的写经手日子还是过得很富足。因为经专家们计算，施舍的这些物品，按当时的价格来算，相当于3000斤小麦。——猛然一听，还真是这样，抄一部佛经就得到这么多粮食，写经手的收入颇丰啊！不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如果认真考察一下：写这么一部经，到底要写多少字，写几天才能完成呢？如果这个报酬很高，到底高到什么程度呢？于是就查了一下《大藏经》中的《大般若经》以及相关的介绍文章。这一查，还真是吓人一跳：原来这《大般若经》大有来头，要想抄写一部，决不是简单的事。

《大般若经》为唐代玄奘大师翻译，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记：玄奘曾由印度求得《大般若经》总二十万颂的梵本三部回国。因在长安事务烦多，而《般若》部帙巨大，需要在安静之地专心翻译。便请得朝廷许可，于显庆四年(659)冬十月由长安移至坊州玉华宫寺，从翌年春正月一日开始翻译此经，直到龙朔三年（663）冬十月二十三日才翻译完成这部六百卷的巨著，按文字计算，这部佛经达480万余字。想当年玄奘大师译经，并非孤身一人，而是率一批弟子们一起译经，用现在的话说，是有一个强有力的团队的。即使这样，还用了近四年的时光，可知此经规模巨大，卷帙浩繁。按相关资料的统计，全书达480万字。即使按我们现代的印刷排版，以现在流行的小十六开本排吧——随便从书架上找出一本，一页排了950字。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再排密一点，一页算1000字吧。那样，这部经典也要排成4800页了。我手头这部书厚度约1.5厘米，页码有480多页。以这样的规模，就要排成十本书。用手抄写的写经会怎样呢？隋唐时期抄经的纸是有定制的，按现存敦煌写经中一件宫廷写经为例，每张纸有47.4厘米，高26.2厘米。其中每张纸写字26-28行，每行17字。也就是说，一张纸可以抄476字。《大般若经》共600卷，则一卷大约8000字，需要17张纸才能抄完一卷，整部佛经则需要一万零两百张纸。古代经卷是把抄好的经文，一张一张粘接起来。根据内容，把这样一长段纸卷起来，称为“卷”。

我们还是以现代人的算法来计算一下，一个人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小楷，一天能写多少字呢？当然还要考虑到抄经之前，总还是要先准备笔墨，古人可没有现在的墨汁，每次写字，都要先研墨的，研墨决不是一件省时的事情。另外，有时总免不了会抄错字。抄错之后，就需要修改。这也是费时间的。所以，把这些时间包括进去，大体我们按一个中等水平的人，每天抄写小楷正书大约可以写3000字吧。这个速度很快了，我自己是很难达到的。最近又看到电视上有专家介绍四库全书的抄写，据说为了保证抄写质量，规定抄写者一人每天只抄1000字。因为这是清朝的事情，大体都有记录，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也许一个地方寺院抄经不会象清朝宫廷编纂四库全书那么正规和严格，那我们就折衷一下：按一人一天抄2000字计算。如果一个人从头到尾抄完这部《大般若经》的话，需要2400天，折算为六年七个月（当然还要保证抄经人不要生病，不要回家过年或去度假旅游）。也可以六个人同时抄写，那么也得花一年一个月零五天。再深入算下来，一个人平均每天可以有1.25斤小麦（注意，这是中国的“斤”，折算成625克）。这样的话，我很担心：那三千斤小麦恐怕还不够抄经手的基本生活。

这样看来，当时的这点报酬，对于抄经手来说，实在是太低了，连勉强糊口都很成问题。电视节目讲抄经手“过得很富足”，显然是错误的。不过，我又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总是按现在这个商业社会的思想来考虑问题。却不知道古人是有信仰的。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钱而抄经的。通常在寺院中是有一些职业抄经手的，他们或者是虔诚的信众，或者就是寺院中的僧人。本来就不靠抄经糊口。抄写佛经，只不过是他们的功课而已。而且，寺院中抄经手不止一人，可能是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同时抄，其中还有人担任校对，发现错误，就要改正。即使没有人送钱送物以求抄经，他们仍然会不停地抄写佛经，以供寺院佛事之用，或者用以赠送给信众学习佛教。当然，寺院是会供给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至少一日三餐是没有问题啦。那么，当有信众需要抄写一部佛经时，他们可以向寺院施舍一些钱或物，以表达他们的虔诚，至于这些钱物与抄经的成本是否相当，就不能仔细计算了，否则就成了商业交易，哪里还谈得上信仰呢！——这样看来，我这样斤斤计较，也还是缺少“佛性”呵。

也论敦煌古代写经手的报酬并及中古时期农民生计问题文/申尧

不久前，拜读赵声良先生的一篇文章，题为《敦煌古代写经手的报酬》，文采斐然，功力深湛，让后辈受教匪浅。先生文后有读者提出了一点疑问，质疑赵先生提出的日写经两千字的观点。敝人对赵先生文章内容既佩服、赞同，又稍存疑惑，故据此议论。既为赵先生辩护，又提出一点不同的意见，以备来者拍之。

▲申尧

先生涉笔关注的，便是法国国家图书馆藏P.2912号文书，现引如下：“写《大般若经》一部，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麦壹百硕、粟五十硕、粉肆斤。右施上件物写经，谨请炫和上收掌货卖充写经直，纸墨笔自供足，谨疏。四月八日弟子康秀华”。这是央视纪录片频道播放的《汉字五千年》第六集当中出现的镜头，“电视节目中讲，当时的写经手日子还是过得很富足。因为经专家们计算，施舍的这些物品，按当时的价格来算，相当于3000斤小麦。”赵先生据此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有兴趣者可以阅读原文。最后结论是“当时的这点报酬，对于抄经手来说，实在是太低了，连勉强糊口都很成问题。电视节目讲抄经手‘过得很富足’，显然是错误的。”真的是这样吗？以下不揣浅陋，本着不认真不舒服“斯基”的精神试着分析一下。

1

“卅五两”是价值还是重量

“施银盘子叁枚，共卅五两”，这蕴含什么信息呢？35之数并不能被三整除，可见不是同样规格，按照此前考古信息，一般银盘子也就是500克左右，下文另证。赵先生文中说“这是中国的斤，折算成625克”，这大致不差，但要注意的是，在唐代，是大斤的概念。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庄出土记有重量唐银器7件，推算平均每两42.8克，合斤684.8克。又1979年山西平鲁出土“金铤”，自记重二十两，重807.8克，则每斤约646克；同出土“员外同正铤”，自记二十两，重283克，合斤重226.4克。按此每斤有折合约665（大）、约226（小）克之分。而且，大重恰好是小重的三倍。则古书上说北周、隋以古斗三合并为一，是确实的。并且，考古资料也证明，在唐代，显然大小计重办法是并用的。回到敦煌文书，三个银盘子如果作价35两，则总重或约为1456克，或为495克。显然前者为是，敦煌文书记录的银盘子系采用大斤换算，平均除以三，也证明一个银盘子可能就是重500克左右。按照考古资料，此处35两应系记重，而非价值，并且银盘为银制品，比银本身价值高。又可见当时施主的体贴和“如法”，经云饮食、卧具、医药、衣服四种供养之说，四供合于法度，不过是取了“四”这个数。经文中的四供养是刚需，而此时供养者仅略供食物意思一下，可见当时物价不算腾贵。除了银盘子，算上其他供养，实际上的破费还要多。供养物还有麦子、小米和面粉，以及纸张、笔墨等，唯独没有钱，这又是为什么？这或许遵守“不捉金钱”的佛家戒律，供养银器则或是因循以金银等七宝供养的规矩。施主并未提供黄金，或者当时黄金并不易得。再者由于粮食不多，不是“货卖”主体，焦点自然在银器。文中请和尚“收掌货卖充写经直”，则又可玩味一番，这就牵涉到所有供养在当时大致的物价水平。文书没有记录时代，则我们按照唐代以前的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脉络，假定为唐初，大致梳理一下。

2

唐及以前人民生计及购买力问题

按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战国李悝尽地力之教曰：“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这是古代记载农民生计最古、最清晰的分析报告。吕思勉先生论此曰：“不足四百五十，合粟十五石；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假亦以粟十五石计；则五人终岁，当得粟百八十石，乃可勉支，此为至俭之率矣。”按林甘泉主编《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史（上）》：汉代1石=2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斤。汉代1石为20000毫升，1斗为2000毫升，即秦汉时期1斗禾重2.7斤,这也是以实物测量所得数据。”因此，秦汉时期一石粮食，重约27斤，五口之家全部收入约4050斤，而实际“勉支”还需要800斤。按李悝所言，一夫月食40.5斤粮食才勉强果腹，每天1.35斤，这点干粮，不可谓不苦。赵先生也说：“一个人平均每天可以有1.25斤小麦……恐怕还不够抄经手的基本生活。”李悝时代（公元前五世纪）战国时期粮价45钱购27斤，合1.67钱一斤。农民年岁收入6750钱。纳税675钱、吃饭4050钱、平日祭祀过节费300钱、穿衣服1500钱，这就6525钱了，余下225钱，还不算求医问药等支出，怎么能不穷困呢？随着垦殖技术和经济发展，到了汉代，亩产增加，税收也相应增加，魏晋时代到了三七开的惊人税率。所以人民温饱常常出问题，年谷不登，便要忍饥挨饿，甚至到处流浪，易子而食，死填沟壑。隋承北周，度量之器合古代三斗为一斗，一斗8斤左右（又见以下大小斤之别）。按《资治通鉴》，隋大业七年，米一斗卖至数百钱。其后，据《太平广记》，米斛万钱，即每斗一千文。再后，隋恭帝义宁元年，米价更高到三千文一斗。《通鉴》云义宁元年十二月乙未东都米斗三千，人饿死者十二三。按照上述物价体系，从三四十钱/斤，125钱/斤，不断攀升到375钱/斤……难怪饿死人。到了唐代贞观年间，物价非常低廉。就米价来说，每斗只卖钱四五文，或甚至两三文。《贞观政要》“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以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需要注意的是，三斗为一，则此时物价约0.4-0.5钱/斤，比唐初隋末便宜几十倍、上百倍，不愧贞观之治。在唐代米的最高价格约四百文一斗，大部分时间约一百文一斗。故可知一两银最多可以换粮2000斤，最低可换80斤。35两银子可换2800斤至11200斤。所以《报酬》一文认为大约值3000斤粮食在通货膨胀水平上是可靠的，但如果是丰年，那可就远不只这些了。按照银器加工“半工半料”的规矩，三千斤就要翻一倍，这三个银盘子的价值六千斤粮食打不住。

3

供养内容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记录当中还有“麦壹百硕、粟五十硕、粉肆斤”这句话，可见施主所施并不全是银器，还包括粮食。三种粮食价值大约是相等的，不然不必写得这么详细，实际上面粉贵于小米，小米贵于麦子今天也是正常的。可见当时西北地区主要以种植小麦为主；又可见当时麦粟与面粉的价差。供养之费并未全换成粮食，应是当时较为富足。如果照“硕”就是斗或者升的概念，100硕小麦就是800斤或者80斤，小米则有400或者40斤。20斤麦子或者10斤小米换一斤面粉应也不差，所以硕为升的概念或更接近事实。这些粮食显然不太多，似为供养之名而设，非其实。则可见银器实为供养大端。按上述麦子换面粉比例，可见当时粮食加工费用颇高（这也不是歉年所为），如果这样，人民食不厌精，宁可花费二十斤麦子换一斤面粉者，银器加工费必甚奢，35两值六七十两银钱，甚至更多，则能换6000斤以上乃至万斤粮食。笔墨纸张另外提供，亦可见另有价值，一万多张的费用必不在少。加上面粉、多余（或者）可能“截留”的纸笔墨，则写经收入多于6000斤粮食（小麦、米面之供合麦240斤），合粮231石。按赵先生分析，单人抄写2400天算，则每天两斤六两粮食。若按照下文说的抄写速度，而又两三倍于此，当然是不少的一笔钱，养活十个人没有太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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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写经人收入记录的分析

《魏书·刘芳传》言：“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则侔于谷四百余斛。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按照当时的购买力，则刘氏写经收入很惊人。因为按《魏书·薛虎子传》：在镇之兵，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盖月得一匹。匹以钱二百，谷以斛五十计，月得谷四斛，岁得谷四十八斛。

刘芳写一卷值一匹（古人亦谓匹为缣），一年能收入一百多匹，相当于四百多石粮食。则刘芳可以养兵三四十人之多。怎么说不富足呢？又按军饷每人月合粮食4×27得108斤，大致高于普通农民三分之一的收入，按农人月须3石计，则刘氏收入足以养民四五十人。刘氏收入这么高，难怪“赖以颇振”，大约是书法名家，得以留名青史。所以当时在印刷技术不发达的时代，写经抄书收入颇丰，从业者当然也就不少。《魏书·术艺传》云著名的大匠师蒋少游亦曾“佣书为业”。《梁书·文学传》言：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孝行传》：沈崇傃佣书以养母。这类记载很多，大约在当时算一个热门的行业吧。至于说写经佣书不足以糊口，这样的记录在史书上并不多见，笔者未见。所以既然如此，也反证了供养银盘子为主要供物、粮食为形式的逻辑；反证了这份文书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属于承平之世。不然供养内容必重实（粮）而贱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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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量问题

每天写经两千字，这是可能的吗？是的，这有根据。按赵先生所说：“《大般若经》共600卷，则一卷大约8000字，需要17张纸才能抄完一卷，整部佛经则需要一万零两百张纸。”则工日“需要2400天”。看到微信评论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个速度太慢。先生提出抄写质量、校对时间、工作配合等问题，也举出四库全书限每日书写工作量以佐证。这里我既要支持先生，反对的声音也有道理，双方在这里并没有矛盾。

▲唐高宗时法华经卷三，大英图书馆藏。卷后注文：“咸亨五年（674）八月二日左春坊楷书萧敬写。用纸十九张，装潢手解集。初校福林寺僧智彦，再校西明寺僧行轨、三校西明寺僧怀瓒，详阅太原寺僧大德神符、嘉尚、寺主慧立、上座道成，判官司农寺上林署令李善德，使太中大夫守工部侍郎永兴县开国公虞旭监。”此为当时档次较高的正规之写经，故可以看出各工序分工明确，由专业佣写经文的作坊完成，且由官员主持，僧人进行详细校对。

按先生意见，日写两千字，一夫克功六年七个月。按上文刘芳事迹“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则他一年能写一百卷以上的经书，一百卷什么概念？按赵先生所说《大般若经》共600卷，那就是需要五六年的时间了，这样看，赵先生所说确实有道理。然而如上述袁峻事迹，“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休息。”如果此处纸张大小与抄经相当，按照赵先生说的“一张纸可以抄476字”，则袁氏每日抄写476×50，约23800字之多。孰是孰非呢？看来这个笔墨“官司”打到古人那里去了，那么该把刘芳和袁峻请来对质一下？

▲同样是大般若经，水平有优劣之分，似劣者，笔迹潦草，书写也一定较快。卷后多不注明写经者姓名，偶也有粗俗之名。

还好，我自己有过实践，或许可以聊备一说。笔者也喜欢临摹敦煌写经书法，按实践来说，笨手笨脚一个小时能写128个以上的字，且两厘米见方，古人才一厘米左右，且古人熟稔，心境不一，工速当不止五倍，甚至更多，我觉得写得快的十倍也有可能，则一小时600至800字没有问题，甚至1000字也有可能。据测算如果抄写8小时以上，当不止这个数。如按照袁氏速度，一天写两万字又似太多（但也有可能，毕竟是抄写），可是我等一天写文章可能达到万字，古人如果日书万字（写文章也有思考时间，折抵古人具笔墨时间，又笔墨是否为抄经人本人所备、抑或统一配备），那么480万字的经书，一个人一年零四个月就写完了，算上放假时间20%，则同时576天，合一年零七个月的工时。另外，如果将古人用毛笔和如今我们用硬笔写字速度对比，日常所习，熟练程度，应该不差太多。何况古人也有使用硬笔的现象，如今硬笔之例，一小时写一千甚至更多字也是没问题的，昼夜抄写两万多字，似乎又变得可以理解了。如果这样计算，一般而言日抄写一万字，工资11斤粮食（按照6400斤粮食总量、576天计算），一个人赚十个农民的钱，也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事实上或许用不了这许多天。

况河西富庶，史有明载。例如晋范粲为武威太守，史载郡壤富实，珍玩充积。这样的记录不胜枚举，抄经之人岂能“连勉强糊口都很成问题”？如果抄经佣书这个职业不能糊口，历史上的记载又为何多不然此？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如果按照上述刘芳事迹，其写经“侔于谷四百余斛”，则年收入（算400石、27斤/石）10800斤，每天29.59斤粮，相当于一般写经人接近三倍的收入。可见并不是写经人生活窘迫，而是供养人康秀华所出亦非靡费。但正如赵先生所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简出刘芳这条史料为赵先生文章做一点补充证明，确实，在当时存在一天书写两千字的情况，或因郑重、或因虔诚、或因校勘、或因其他，但这种情况的资费并不少，反而甚奢。一般人佣书抄经必求多快好省，讲究效率，其收入亦侪中产之家。

因上所述，根据历史资料和这份康秀华于佛诞日（四月八日）书写的供养清单说明，要之：1.中古时期写经人收入不少，一般水平的经生所入约可当两户人家收入；水平高如刘芳的又可相当于三个普通经生收入。2.此时熟练的抄经佣书之人，书写速度必不在每小时1000字之下。而出于虔诚、名家声望等因素，亦存在日书两千字左右之现象。3.“卅五两”不是指银盘价值，而是重量，其价值当在35两银之上。考虑到供养资费、工作量与写经速度的关系，康秀华文雇佣的经生为普通写手。4.文书所反映的内容证明为经济社会平稳状态下的信仰诉求。笔者的数学能力一般，所引据、列举、分析的资料和数据也未必准确，如有错漏，欢迎指正。但就二重证据而言，既有考古出土的文物，又有相关史料的记载，据此妄议一番，亦为赵先生作证，想不至于历史事实隔若霄壤。另外，刘芳是受雇于僧人，则僧人接受施主供养写经，也不一定是亲力亲为，还是充当了“转包”的角色。按照经济规律来说，僧人有可能“剥削”了经生的剩余劳动力，但如果遵从宗教道德，这种事情僧人宁可少收费用，也要完成宗教仪式。这大约也是赵先生说的斤斤计较吧，在这里笔者也是赵先生所说缺乏了“佛性”的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