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上海市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是千万读者心目中的文学圣地。在这里，“人民作家”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今年，正值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让我们推开那扇绿色铁皮大门，走进巴金的“家”。

巴金故居

一

巴金，1904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23年初夏，巴金与三哥李尧林毅然走出让他俩感到窒息的大家庭，坐船从成都顺江而下，一起来到上海，从此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后来的写作、成家均在上海，上海成为他的“第二故乡”。

由于战乱等因素，巴金数度搬迁，在上海的旧居住所达十余处之多。

1949年后，在霞飞路霞飞坊59号（今淮海中路927弄59号，又称淮海坊59号）居住的巴金，应邀出访了波兰、苏联和印度，创作并出版了《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他还两度率“朝鲜战地访问团”赴朝鲜战场深入生活，历时一年有余。后根据积累的素材撰写出了一批讴歌志愿军指战员勇于献身、保家卫国的军事题材作品，如小说《团圆》（后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

上世纪50年代初，巴金的妹妹与继母到巴金家同住，再加上儿子李小棠的出生，原本不宽敞的住房显得更为局促了。刚巧，西区有幢小楼腾了出来，于是在1955年9月，经陈毅市长特批，巴金一家就从淮海坊迁入了这幢独门独院、环境优雅的花园住宅。此楼建于1923年，上海解放前为一个法国侨民租用，后来业主退租回国后，曾做过苏联驻沪总领事馆商务代表处，主楼为欧式假三层的样式建筑，双坡屋面平缓，细卵石墙面，深绿色木窗，建筑整体简洁素雅。建筑南立面底层原为敞廊，上为跌檐式山墙；北立面入口设有白色拱形门。北辅楼原为车库和锅炉房。巴金生活俭朴，家中并未购置汽车，车库曾以藏书为主，放满了书架和书。南辅楼一楼原为储藏室，现作为游客服务中心使用。二楼为1982年故居修缮时加盖。

巴金故居花园

巴金把积累多年的藏书从淮海坊运来后，三层楼上的书架全排满了，他又把花园边上的副楼也用来放了书，最后还将汽车间改作书库之用。女主人萧珊在淮海坊就已开始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作品。她与巴金很喜欢屋前的这片草坪。闲暇时，萧珊在花园里种上了月季、栀子花和牡丹花，又种上了巴金喜爱的樱花、玉兰树，还设想着在草坪上安个白色的摇椅，好让巴金在花园里有个看书小憩的地方。

五六十年代，巴金的社会活动繁多，常不在家，里外事都由萧珊承担，她把子女的学习和平时的家庭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井井有条。萧珊不甘于家庭主妇式的生活，她想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做些工作，同巴金商量后，征得作协领导叶以群的同意，到《上海文学》编辑部当了一名不取报酬的义务编辑。其间，她为编辑部组到了许多好稿子。可她没想到，这一点竟在“文革”中也成了她的一条“罪状”。

在那颠倒黑白的岁月里，巴金的家数次被抄，二、三楼全部贴上封条，一家几口只能蜗居在底楼的客厅里。萧珊为了保护巴金，挨了不少打。尽管苦难重重，巴金夫妇仍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行走着。

1979年1月16日，巴金回忆道：“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曲、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但是，萧珊最终也没能等到胜利的那一天，1972年8月13日，带着满腔的遗恨离开了人世。

当巴金重新拿起笔写作时，在第一批写就的文章中就有他萦绕心头多年的《怀念萧珊》，由此开始了《随想录》的写作。他不顾年老多病，谢绝了耗时耗神的各种应酬，以八旬高龄完成了40余万字的《随想录》（五卷本），被海内外誉为“讲真话”的书。

二

巴金故居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貌，室内的鲜花经常换，连沙发套也分春夏和秋冬两季。

步入故居，便见到画家黄永玉在2011年10月专为故居开馆而画的《巴金先生》。早年间，年轻的黄永玉在上海谋生时，曾借住在巴老创办的出版社里。

巴老家主楼的一楼是会客室，二楼是卧室和书房。西墙边安放着一架钢琴，是萧珊用翻译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买的。

在这里，为了向读者早日“交考卷”，他每天连续工作八九个小时以上。当他校阅完《巴金全集》（10卷本）最后一卷，已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的时候，还在卷末的《最后的话》中深情地说道：“笔在我手里如千斤，无穷无尽的感情也只好咽在肚里。不需要千言万语，让我们紧紧地握一次手，无言地告别吧……”

1994年秋，对于巴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他在校阅完《巴金全集》后，着手进行《巴金译文集》的整理和校阅。不幸，在他起身取一本书时，不慎摔倒，造成第8节胸椎压缩性骨折，需卧床治疗三个月。从此，延安西路221号的华东医院成了巴老晚年的一个特殊的“家”了。在10余年的住院中，他把在家里未了的工作带了进来，边治疗、边工作。在医院的小餐桌上，用一双颤巍巍的手为《巴金译文全集》作序跋，直到握不住笔时，才改用口述，让马少弥、外孙女端端作笔录，最后由他反复修改。

1995年3月，译文全集的序跋同一批尚未收入《巴金全集》中的文章被合编成《再思录》一书。巴老手拿样书，对此书的总策划陈思和及责任编辑杨晓敏说：“如身体好些，还要继续写下去。”他连下一本的书名《三思录》都想好了。可是，此事没能如愿。过后，他在病房里只写过两篇“长文”。一篇是闻知老友曹禺逝世的消息后，他满怀悲痛之情边忆边述，李小林执笔，历经数月，完成了3000多字的《怀念曹禺》一文。另一篇是因种种原因没写成的《怀念振铎》。

巴金故居内

在医院中，巴老仍关心着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已有多年没开了。1995年春，刚上任的作协领导商定把四届主席团会议移到上海召开，让代表们围坐在巴老身边共商大计。开幕式原定在巴老病房隔壁的会议室召开，负责会务的同志见会议室太小，无法容下会议代表和记者，感到十分为难。

巴老闻知后，首先想到的是在医院开会会影响其他病员的休息，就说：“我到虹桥迎宾馆大会场去！”此话一出，一道难题虽然迎刃而解，但大家知道巴老卧床三个月刚能坐起，还在恢复阶段，出了问题怎么办？医院经过研究，特准了巴老两个小时的假，并派医务人员陪同随往，为防万一还随身携带急救器械和氧气袋。那天，当巴老身穿塑料马夹、坐着轮椅徐徐来到会场时，代表们不约而同地起立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9年2月8日早晨，巴金突然发烧至39度，病情加重，此后，他一直卧床直到2005年10月17日去世，享年101岁。肖舟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