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大模型作为“准行动者”通过自主决策、网络互构与文化转译等能力深度嵌入国际传播网络，形成人机共生的复杂系统。研究发现大模型不仅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直接参与多模态内容生产，更通过API接口构建全球数据交换网络，使技术平台取代传统媒体成为新型权力中心。面对技术寡头的算法垄断与价值观渗透，本文提出了“技术-文化”协同治理框架，在技术民主化与文化自主性的动态平衡中，使大模型从“数字霸权工具”转向文明互鉴的桥梁。

传统国际传播研究以人类行动者为核心，强调意识形态输出、文化软实力博弈与受众认知建构的三元互动。但随着大模型技术突破“工具性”边界，其作为“准行动者”的自主性日益凸显，国际传播从“人类主导的线性传播”转向“人机共生的复杂系统”，大模型通过数据摄取、知识重组与内容生成构建起新型传播权力网络，推动国际传播研究进入“后人类范式”阶段。

一、大模型的能动性表征与国际传播行动者身份确证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颠覆了传统社会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固守，其核心命题在于消解“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将非人类实体（如技术物、算法、数据流）纳入社会网络的能动性范畴。这一理论转向为理解智能时代技术社会化提供了关键框架——当大模型通过数据采集、算法迭代与交互反馈深度介入国际传播实践时，其已非被动执行人类指令的工具，而是通过技术具身性重塑传播关系的准主体。大模型作为国际传播“行动者”的合法性，主要展现出以下五种核心能力：

自主决策的技术能力。大模型通过强化学习与提示工程的协同，能够突破预设程序的机械响应模式，形成基于情境感知的动态决策机制，标志着大模型从“规则执行者”向“策略制定者”的范式跃迁。

网络互构性的生态演化能力。不同大模型通过API接口与数据管道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其交互模式呈现出“算法回声室”效应。模型间的数据博弈导致传播内容逐渐脱离人类初始设计框架，形成“技术黑箱协商”下的信息生态。

文化转译的中介化重构力。大模型通过跨语言对齐技术实现了文化符号的算法化重构，这种“文化意涵的算法转译”使得大模型成为跨文化传播的新型中介者。但其技术黑箱特性也导致文化折扣的不可控性。

数据驱动的意图模拟能力。大模型通过思维链与递归推理技术，展现出类意图性的行为特征。这种“算法意图”虽不具备人类意识，但其通过强化学习形成的策略优化能力，已使大模型在国际传播中承担起事实核查与立场调和的准主体角色。

多模态交互的语境适应力。传播语境的动态复杂性要求大模型突破单一文本模态的限制，如通过整合语音识别、情感计算与跨模态对齐技术，系统可实时解析对话中的副语言线索（如语调、节奏、沉默间隔），并据此调整传播策略。

二、大模型交互驱动的国际传播权力转移与范式跃迁

大模型的快速发展不仅重塑了国际传播的技术基础，更通过“算法黑箱”与“数据流动”两大核心机制，构建了一种“无身体的主体性”——即技术本身成为具有自主行动能力的传播主体。该主体性挑战了传统传播理论中“人类作为唯一理性主体”的预设，将技术物置于国际传播权力结构的核心位置，引发传播权力转移、主体关系重构与传播范式的颠覆性创新。

（一）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与去中心化

首先，大模型作为内容生产者，引发人机协同的多模态叙事革命。大模型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直接参与国际内容生产的全链条，覆盖新闻写作、视频剪辑、多语言翻译等领域。其次，大模型作为传播网络节点，国际传播权力不断向技术平台转移，如2024年全球70%的新闻推荐流量由五大技术平台（Meta、Google、字节跳动、腾讯、OpenAI）控制。再次，大模型作为知识生产者，可能产生递归循环与真实性危机，这种循环削弱了人类对知识生产的控制权，并引发两大风险：一是认知偏见固化，二是事实核查有可能失效。

（二）国际传播内容生产机制的颠覆性变革

首先，大模型通过深度学习与实时反馈的深度融合，构建了“传播-反馈-再传播”的动态交互闭环，彻底打破了传统内容生产的单向性与滞后性。“以用户为中心”的内容策略不仅提升了传播效率，更形成了“内容吸引用户-用户行为反哺模型-模型优化内容”的正向循环，为全球化传播提供了可复制的技术范式。其次，大模型的多模态叙事重构文化传播逻辑。以Sora为代表的跨模态生成技术，实现了“文本-图像-视频”的无缝转换，显著降低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现象。

（三）跨文化传播效能的非线性提升

首先，大模型突破了低资源语言的传播壁垒。低资源语言处理曾长期面临“数据贫困”困境，而大模型构建了“弱监督-自监督-强化学习”的三阶段训练框架，动态优化了翻译策略。其次，大模型实现了文化敏感性的算法调适。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挑战在于文化符号的精准转译，大模型开创了文化意识嵌入的算法范式，通过持续吸收用户反馈，自主更新文化知识库，形成动态演进的文化理解体系。再次，大模型实现了交互式传播的场景扩展和重构。如GPT-4支持的虚拟数字人技术正在重塑跨文化交互的时空维度，实现真正的文化情境化传播。

（四）国际传播权力结构的算法重构

首先，大模型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全球信息权力格局，推动传播体系向平台化、寡头化方向演进。寡头竞争催生的技术权力再集聚已超越商业范畴，逐步演变为数字时代的“规则制定权”争夺。其次，大模型竞赛已成为大国数字战略的核心战场。如中西方在数据层面的意识形态分野，导致同一议题在不同模型中的生成内容存在显著差异。再次，数据殖民主义在语言资源分配中暴露得尤为彻底。虽然GPT-4宣称支持96种语言，但其训练数据中英语占比仍高达89.3%，导致生成内容常出现文化误植。

面对算法意识形态的隐蔽渗透，大模型的价值对齐机制已成为技术政治化的新场域。面对算法偏见，“全球南方”国家正在探索技术“解殖”路径。未来国际传播秩序能否实现多元共生，取决于技术民主化进程与文化自主性的结合深度。

三、大模型交互驱动下的国际传播治理转向与突围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技术民主化与文化自主性的深度融合，正成为重构国际传播秩序的核心命题。若仅追求技术开源而忽视文化适配，可能导致“数字新殖民主义”；若过度强调文化保护而排斥技术协同，又会陷入“数字孤立主义”。因此，如何构建“技术-文化”动态平衡机制，成为国际传播治理的关键挑战。

（一）技术协同与治理框架创新

面对大模型技术寡头化引发的传播权力失衡，亟需构建技术协同与治理框架创新体系，通过人机协同审核、书写体创新等机制，在效率与伦理的动态平衡中重塑算法时代的国际传播秩序，国际社会为此做了不少有益尝试：

1.《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在算法治理领域的制度创新。该办法不仅要求新闻类AI生成内容必须经过人工审核节点，更创新性提出“全链路追溯”机制——从训练数据标注、模型微调到内容输出，每个环节均需记录人类决策痕迹。

2.土耳其通过将GPT-4模型部署在Hyperledger区块链上，实现了生成内容的分布式验证——每篇AI新闻需获得51%节点对其事实准确性的共识才能发布，该架构使虚假信息传播率大幅度下降。

3.德国《世界报》设立的AI伦理委员会开创了算法价值观校准的新模式，该委员会由12名跨学科专家组成，每季度对生成内容进行“文化毒性检测”，重点审查历史叙事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4.2024年上合组织数字部长会议通过的《阿拉木图宣言》，提出建立跨国模型知识交换协议，参与国可按贡献度共享经过脱敏处理的模型知识组件，同时通过同态加密技术保护核心数据，巴西与印度在此框架下的合作颇具代表性。

（二）人机协同的传播伦理重建

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应用正在重塑信息传播的伦理边界，催生出人机协同时代的新型伦理挑战。从文化敏感性错位到意识形态渗透，从数据殖民到算法偏见，全球传播体系亟需构建跨学科、跨文化的伦理治理框架。人机协同伦理的终极目标不是消除技术风险，而是建立动态平衡的治理生态，这需要技术开发者、政策制定者与文化社群的深度协作。

当前伦理风险的核心在于算法对文化多样性与意识形态的隐形操控，而多模态评估面临“文化适配悖论”——模型越精准，越需要依赖特定文化数据集，反而可能固化刻板印象。全球数据治理的碎片化现状也加剧了伦理风险，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第十七条提出“数据地理透明度”原则，要求大模型公布训练数据的地理分布与语种占比。当算法成为信息环境的“隐形建筑师”，公众的批判性认知能力成为抵御伦理风险的最后防线。芬兰教育部的“AI素养2030”计划将算法批判思维纳入K12课程体系，经过3年系统教育，公民对AI推荐内容的盲从率下降了三分之一。

（三）全球传播治理协同与保障

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化应用正在重塑国际传播秩序，但技术权力的集中化与文化数据的非对称流动，使得全球传播治理面临结构性失衡。在此背景下，数据主权的再定义与文化多样性的算法保障，成为构建新型治理体系的核心支柱。

传统数据主权概念聚焦于地理边界内的数据管辖权，但在大模型时代，训练数据的跨境流动与聚合利用，使得主权边界变得模糊。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特性为数据确权提供了新路径：一是智能合约确权机制，二是跨链溯源体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公约》的数字化延伸，要求将文化包容性转化为可量化的算法约束，具体实践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指标体系的算法化，二是文化补偿机制，三是社群参与式训练。

综合来看，国际传播治理正从“技术控制”转向“生态共建”。未来突破的关键在于构建“三元治理框架”——技术标准协同化、文化表达多元化、监管机制弹性化。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伦理建议书》所强调的——只有当每个文明都能平等参与算法规则的书写，数字时代的巴别塔才能真正建成。

四、结语

大模型作为准行动者的崛起，标志着国际传播从“人类独白”走向“人机对话”的范式革命，人类社会正迈向人机共生的国际传播新秩序。这一变革既带来跨文化理解的技术红利，也潜藏算法霸权与文化失真的风险。唯有在技术创新与伦理约束的平衡中，才能实现智能时代国际传播的“共生性正义”，使大模型真正成为文明互鉴的桥梁而非意识形态战争的武器。

【作者简介】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学院教授

宋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载《传媒观察》2025年第3期。原标题为《重建数字时代巴别塔：大模型交互时代国际传播的主体重构与算法转译》。原文约12000字，此为节选，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传媒观察杂志”公号全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i0oWxmKEOQoI1bg1r3og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