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碑

在乾陵朱雀门外司马道的两侧,有两通气势磅礴、高大雄伟的石碑:西为“述圣记”,东曰“无字碑”。

“无字碑”由一块巨石雕成,高6.23米(一说7.53,当是通计),宽2.1米,厚1.9米,重约一百吨。碑侧有“升龙图”,座有“狮虎图”。

“述圣纪”是为唐高宗树立的,“无字碑”和武则天相联系,但与“述圣纪”的情况很不相同:表里上下,本无文字,显得异常神秘。

为什么乾陵会出现这种没有文字的石碑?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到现在仍然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武则天以女了称帝,创前代未有之奇局,自以为可与秦皇相匹。秦始皇尝作无字碑以颂其德,武则天仿而效之,故有此碑。有人说,武则天喜欢自吹自擂,临终前树贞石,以歌功颂德,但撰写碑文时,感到自己所作所为极不光彩,十分惭愧,因而留下了“无字碑”。有人说,武则天临死时,自认为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故仅立白碑,不刻文字,取《论语》“民无德而称焉”之意。有人说,武则天很有政治家的风度,临终遗言:已之功过,留后人评价,只立贞石,不刻文字,所以“无字碑”无字。有人说,“无字碑”不是武则天自立的,而是唐中宗李显给武则天立的。白碑立好后,在武则天称谓(称皇帝还是称母后)问题上意见分歧。唐中宗举棋不定,从而形成了“无字碑”。还有人说,“无字碑”不是碑,而是“祖”,代表宗庙,当然不写文字……

究竟哪一种答案正确呢?我们不妨作一番分析:

“仿效说”初看起来,似乎不无根据。今泰山云海之间,确有一通被认为是秦代的“无字碑”。可是,仔细一想,这块碑是否秦碑及在秦代是否无字还说不定。因为《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载秦皇刻石之事甚详,但没有提到“无字碑”。也许该“无字碑”之无字,是风吹雨打,文字磨灭的产物。退一步讲,即使“无字碑”果系秦始皇所创,说武则天仿效也有些牵强。假如武则天仿效秦始皇,那她应将“无字碑”立于泰山,而不当树之墓边。何况武则天之葬乾陵,是她死后才决定的事。她怎么会提前将自己的功德碑立于乾陵阙前?

“自惭说”漏洞比较明显。首先,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才决定葬她于乾陵。其次,缺乏根据。史书一有关武则天晚期的材料较多,但并没有临终“自惭”的记录。再者,与理不通。史载,武则天死前,曾为其父武士彟立了“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帝碑”,为其母杨氏立了“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为自己立了“大周万国颂德天枢”。这说明她在晚年仍在炫耀自己,怎么会一下子“惭愧”到这步田地?如果说武则天确曾惭愧,那么她为什么还要留下这块白碑?为什么不将它粉碎?

“德大说”也有明鲜不足。此说最早见于明人胡侍《真珠船》。胡氏不言取意《论语》,只是赞同“重难制述之意”而已。言取意《论语》者,见贺梓城、王仁波《乾陵》(《文物》1982年3期）。

《论语》所谓“民无德而称焉”是孔子针对泰伯三让天下而言的。意思是说,泰伯品德极高,老百姓简直找不到恰当的词来称赞他。泰伯不是“帝王”,故“民无德而称焉”绝无“帝王德高功大”之意。这样看来,《论语》所言,与无字碑并无关系。舍此勿论,大家知道武则天曾给唐高宗树立了“述圣纪”。如果说武则天临死时要在“述圣纪”的对面立“无字碑”以表示自己的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达,那就无疑等于在贬低唐高宗,说他德不高,功不大,她能这样做吗?如前所述,武则天还曾为自己立过“天枢”。难道说那时候她自认为自己功不高,德不大,可以用文字表达,到树墓碑时一下就变得非文字所能表达了吗?

与前二说相比,“遗言说”似近情理。此说是郭沫若在《我怎样写武则天》一文 中首先提出来的。郭沫若说:“无字碑,是纪念武则天的碑,原无文字。据说是根据武后的遗言:自己功过让后人主人,不刻文字。”郭老名气大,这一观点既出,便受到了欢迎。后来又有人发展了郭老的说法,去掉了“据说”二字 ,使语气变得十分肯定。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观点比较流行。武则天自显庆五年(660)参与朝政到神龙元年(705)归位中宗,内辅外临数十年,用人纳谏,“忧劳天下”,维护唐王朝的强盛局面,确实算得上同风云人物,巾帼英雄。因此,遗言“已之功过,留后人评价”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武则天果真留下了这样的遗言,那么无字碑的真相自然就大白于天下了。但问题在于,有关武则天的最主要的史籍如两《唐书》、《通鉴》、《唐会要》等所载武则天遗制中并没有这样的词句。因此,“遗言书”依然难以成立。

“称谓说”表面上有些道理,实际上幼稚得很。武则天临死前,曾宣布去帝号,死后亦被谥为“大圣则天皇后”,且终中宗之世,通称“大圣则天皇后”。因此,唐中宗果真要给武则天立碑,称谓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

至于“非碑说”,完全是为了标新立异。说者见“无字碑”在左,“述圣记”在右,便不分青红皂白,硬与古代的“左祖右社”相类比,说“无字碑”是“祖”,代表宗庙。然说者实不知“左祖右社”为何物。按先秦时代,天子诸候立“祖”于宫殿之左,以祀先祖,置“社”于宫殿之右,以奉土神,而谓之“左祖右社”。故“祖”者,宗庙也。宗庙岂等于石碑!宗庙岂置于陵墓!

由此看来,上述答案都带有猜则性质,不能令人满意。

无字碑发掘现场

《新唐书·武三思传》上有一条重要的信息:景龙元年(707)春,“大旱,帝(中宗)遣(武)三思、(武)攸暨祷乾陵而雨。帝悦。三思因主请复崇恩庙,昊、顺二陵，皆置令丞。其党郑愔上《圣感颂》,帝为刻石。”

对于这条信息,过去学者均未注意。其实,这条信息对于解开“无字碑”之谜是很有帮助的。在乾陵祈雨之后,唐中宗的确感触很深,不仅恢复了武氏宗庙,而且令天下奏事不得言“中兴”之事。在这种情况下,郑愔撰述《圣感颂》,中宗为之刻石,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换言之,《新唐书·武三思传》有关刻石的记载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中宗既因武三思等在乾陵祈雨而“感悦”,令刻郑氏所撰《圣感颂》于石,则此石理当立于乾陵。但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乾陵并没有一块刻有《圣感颂》的石碑,而只有一通高大雄伟的“无字碑”。因此,这块“无字碑”很可能就是唐中宗下令刊刻《圣感颂》的碑石。

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宗让刻《圣感颂》,而这块石碑上却没有字。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目前尚未发现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推测,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当时树了碑而未能刻字;二是刻了字被人磨掉。郑愔献《圣感颂》当在景龙元年二三月间,中宗下令刻石也当在这个时候。凡立碑先要树石。由于对碑石的规格要求很高,加之凿碑的任务由于阗工匠承担,因而工程进度较慢,到了六月份,才树起了一块高六七米,重达一百吨的贞石。正当准备刻字时,唐廷内部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魂的宫廷政变。皇太子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率羽林兵三百人杀了武三思、武崇训等人,并且斩关而入,企图夺取皇位。虽然李重俊后来兵败被杀,但唐中宗受到很大的震惊,从此一厥不振,加上武三思被杀,“政出多门”,再也没有人热心于推崇武氏的活动。这样,镌刻《圣感颂》的事便被搁置起来,从而形成了这块巨大的“无字碑”。这种可能性最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碑石树起后刻了字。但不久郑愔被贬为江州司马,睿宗时又以谋反罪被杀 。因而他所撰写的《圣感颂》可能被磨掉。此外,《圣感颂》是赞美武则天的,玄宗即位不久,下令毁坏歌颂武则天的“天枢”和“拜洛受图碑”,在这种情况下,也可能下令磨掉乾陵碑上的《圣感颂》。当然,这些都是推测,还缺少更为有力的佐证。所以说,“无字碑”还是一个谜。要真正揭开“无字碑”的秘密,恐怕还要实事求是,更加努力。

本文摘自《中国唐代帝陵》，作者：王双怀，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