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苏东坡的一生，“乌台诗案”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存在。这个案件，让他的仕途走入了低谷，也让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另一层空间。
9月4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是苏东坡920周年忌日。在此之际，《微史记》周刊邀请到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南京大学文学院巩本栋教授，为我们讲述苏东坡在“乌台诗案”前后的心路历程。
《西园雅集》（局部） 李公麟（传）
“这回断送老头皮”
元丰二年（1079）六月二十七日这一天，正在湖州担任知州的苏东坡并不知道，“远居庙堂之高”的御史大臣何正臣正在上书弹劾自己：“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七月二日，御史台官员舒亶、李定等人群起而攻之，纷纷上章弹劾苏东坡。他们还拿出苏东坡以前所写的诗文来，说他“托事以讽”。弹劾案的导火索，正是苏东坡四月上任湖州知州时进表谢恩的两句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指的是谁？是因变法而被擢用的官员？“生事”又是什么事？是指他一直对之颇有微词的熙宁变法？
当一封封弹劾奏折摆到面前，虽爱惜苏东坡之才，但又对其反对新法不乐意的宋神宗，很是生气。遂于七月三日“诏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闻”。
七月四日，神宗派遣太常博士官皇甫遵前往湖州拘捕苏东坡。
“乌台诗案”由此拉开帷幕。
接到圣旨的皇甫遵于七月二十八日出发，日夜兼程，疾驰湖州。等到皇甫遵抵达时，苏东坡虽已经得知自己即将被捕，事先有了些心理准备，但真事到临头，还是感觉到了恐惧。
皇甫遵“径入州廨，具靴袍秉笏立庭下，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狰狞，人心汹汹不可测”。苏东坡“恐”，不敢出，和暂时代理湖州州司事务的祖无颇商议。无颇说：“事至于此，无可奈何，须出见之。”二卒台牒在怀，像是藏了一把匕首，皇甫遵又久立默不得语，更让人心生疑惧。苏东坡自觉今日必是赐死，希望能与家人诀别。皇甫遵这时候才开口说话，告诉东坡尚且“不至于此”。
巩本栋教授介绍说，其实，皇甫遵在出发之前，曾请示过皇帝，押解东坡途中，每晚是否要将其囚入当地牢狱。皇帝说，只是根究吟诗之事，用不着这么做。所以皇甫遵说“不至于此”。而面对皇甫遵故作深沉的做派，东坡虽是地方长官、朝野闻名的诗人，但顷刻间沦为阶下囚，内心也不能不惊惧。
东坡是幽默的，他与妻子告别，全家送东坡出门，哭成一片。东坡忽想起从前与妻子说过的一个故事：宋真宗时，有一位隐士叫杨朴，真宗征召他，问临行有人作诗相送否？朴言：无有，唯妻有一绝云：“且休落魄耽杯酒，更莫猖狂复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大笑，放还山。
东坡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说，只好对老妻说：你不能像杨处士妻一样作一诗送我吗？王氏不觉失笑。
这样的诀别，对东坡来说，这多少能够宽慰家人。
东坡随即被带走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时人回忆说，官差“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可见东坡狼狈之相。
东坡被捕入京走的是水路，一子苏迈随行。夜晚，船停靠在太湖岸边，东坡越想越感到事态的严重。前程过往都有思量，他感觉到了害怕：
“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
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
秋天景色荒凉，拂晓天色朦胧。鸟儿叽叽喳喳，蝉子凄咽长鸣。当年的豪情壮志，早已消失，回顾一生经历，还是令人胆战心惊。
东坡想到了投水自杀，“如闭目窣身入水，顷刻间耳”。但他最终并没有这么做。巩本栋告诉记者，当时东坡有两种考虑：死，因为害怕被捕入京后，连累家人和朋友，“所连逮者多”；而最终没有自尽，则是因为担心自己死了，弟弟苏辙也会随自己而去，“子由必不独生也”。
东坡被押北上，到宿州时，接御史台令，要搜苏家。其时，东坡家人已在投奔南都苏辙的路上，船行半道为官兵追围，要搜索东坡所作诗文，“老幼几怖死”。面对一片狼藉，性情温和的夫人王氏愤愤地说：“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如此！”一气之下，将残存的书籍诗稿付之一炬，“十亡其七八矣”。
苏东坡《赤壁赋》
“魂飞汤火命如鸡”
八月十八日，苏东坡被正式投入御史台的牢狱之中。据《汉书》，御史台院内柏树苍苍，常有乌鸦栖居其上，御史台故称为“乌台”，亦称“柏台”。“乌台诗案”由此得名。
东坡被捕的消息传出，朝野震动。巩本栋教授告诉记者：“东坡的朋友多属旧党，此时多半已遭排斥，自身难保，敢怒而不敢言，然仍有一些人奋不顾身地上书营救。像已退居许昌的范镇，就不顾家人的反对，上书论救。张方平当时已退居南都，也上书朝廷希望能赦免东坡。东坡的弟弟苏辙，更是上书神宗，愿解除自己现有的官职为东坡减罪。即使是新党中人，出于一种正义感，此时也对东坡施以援手。如时任宰相的吴充就劝神宗宽容些，放东坡一马。翰林学士章惇、甚至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等，也都以圣明之世，不宜杀才学之士劝说神宗。最后太皇太后曹氏也出来替东坡求情了。”
但就在众人出手解救的同时，对东坡的审讯也一日不曾耽搁。
入狱后，台谏大搞逼供，东坡想绝食求死，但神宗遣使到狱中关照，苏东坡察觉神宗无意杀他，放弃自杀。
为早早结案定罪，台吏的审问便越来越严酷，甚至一审便审个通宵。同样是因为错案而被抓进台狱的开封府尹苏颂，与东坡的关押地仅隔一道墙。苏颂写了几首诗记叙当时的情形，其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两句。“吴兴”即湖州，“吴兴守”指的就是苏东坡。
逼供有之，严刑是否也有？巩本栋教说：“以常理推测，虽然东坡因作诗讽刺朝政被捕入狱，但他毕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才士和朝廷命臣，审讯者对东坡有辱骂恐吓，有威逼利诱，有日夜不休的审问的摧残和折磨，但不可能对其动粗。”
入狱期间，苏东坡曾和苏迈约好，让苏迈平日送饭只送菜肉，若有不测则送鱼。一次，苏迈因事托亲戚送饭。然而，这位亲戚恰好送了鱼，苏东坡大惊，便给苏辙写了两首诀别诗：
（一）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二）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吾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这两首诗可视为东坡“遗书”。“月落西沉，风动檐铃，狱中寒气凛烈，命在旦夕之中的东坡，面对生死，不禁彻夜难眠，心中万般思绪，万端感慨。有对家人、对亲友的惦念，有对人世、对曾经任职过的杭州、湖州百姓的留恋不舍。”巩本栋教授说，“东坡的反应与常人似没有什么不同。但正是这种人性的共通点，让我们今天再读这些文字，才会为之动容。”
元丰二年八月二十日，御史台对苏东坡的审讯正式开始。
为了治苏东坡死罪，李定诸人煞费苦心，他们全面收集了市面上通行的苏东坡诗文集的各种刊本，从中找出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作品，然后一条条拿来审问。
二十日的审讯中，苏东坡只承认《山村五绝》有讽喻时政的意思，此外别无关联。
二十二日、二十四日的审讯中，苏东坡依然不承认有干涉时事的诗。直至三十日，苏东坡“却供通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
从拒不承认到供认“有诗赋往还”者的“人数、姓名”，苏东坡“步步退守，百般无奈”。
关于苏东坡一开始不愿招供的原因，巩本栋教授表示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诗有讽谏但并不等于攻击诽谤，二是不想连累亲朋好友。然审讯者原就想借此机会对反对新法新政的人进行一次严厉的打击，早已向各州发出公文，收缴东坡诗文，并差人外调取证。所谓有人证物证，东坡也就不得不承认这些诗文中有讥讽之意。”
十一月三十日，经过将近两个月的审讯，御史台将苏东坡的供状上奏朝廷。根据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的记载，御史台审讯供状有近四十篇，这些供状尽述了苏东坡的以诗讽刺新法、攻击朝廷的“证据”。
苏东坡《潇湘竹石图 》
“平生文字为吾累”
从十二月起，“诗案”交由大理寺进行判决。
然而，为了搜集更多罪证，御史台在大理寺审判期间，依然没有停止对苏东坡的审问。
大理寺后来公布的判决结果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这个只有“两年有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让御史台非常不满。李定、舒亶等人纷纷进言反对大理寺的判决结果。
于是，“诗案”在御史台大臣喧哗的反对声中，交由审刑院复核。
十二月二十八日，审刑院作出终审判决：“原免释放”，贬官黄州。
宋神宗也下了最终的裁决圣旨：“苏东坡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他牵连此案的大小官吏，视情节严重，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
巩本栋教授说：“对于受到牵连亲友，苏东坡是抱有深深的内疚的。比如王巩，本没有什么罪状，却因东坡诗文牵连，远贬宾州（今广西宾阳）。所以，东坡在给他的信中，就说自己‘罪大责轻，得此已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已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绝。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与王定国书》），即可见一斑。”
至此，从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苏东坡遭受了整整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
东坡禁不住兴奋，又作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向江西。
在这一首诗里，东坡也知此次入狱是为文字所累。“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此后当白日纵歌，却不可估名学王勃，再舞文弄墨，重获罪衍。王勃曾代沛王鸡起草向英王鸡挑战檄文而获罪。“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现时因家贫而无法辞官，但日后也当以佛法自求解脱。东坡早具佛老思想，经此一案，更是往佛法里去了。
北宋·乔仲常《后赤壁赋图》（局部）
“身如不系之舟”
回过头再说苏东坡的这些“罪证”，他到底冤不冤？
巩本栋教授告诉记者：“以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而遭受如此严酷的文字狱，历来论者多极力为其鸣不平，这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人们热爱东坡。然而，平心而论，在这些被作为东坡讽刺新法证据的诗歌中，虽有一些属于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以此加罪于东坡，不免冤屈，但其中多数作品意在讽谏却也是事实，而且东坡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
多年以后，苏东坡回忆起此事时曾说道：“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勅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诽谤，臣遂得罪。然犹有近似者，以讽谏为诽谤也。”（《乞郡札子》）
“意思很明白，他是在相关政见未得到朝廷重视的情况下，才又创作诗文，用比兴寄托的方式来讽谏朝政，希望能得到皇帝的关注。李定、舒亶等人认为他诽谤朝政，并以此追究罪责，虽然是把‘讽谏’诬蔑为‘讽谏’，也并不是完全无中生有，也就是说，东坡并不完全是被冤枉。”巩本栋教授解释道。
但“乌台诗案”后，东坡的诗文创作数量锐减，心态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巩本栋教授介绍说，苏东坡到黄州后变得“忧谗畏讥，惟求避祸”。而在创作题材和风格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后期的诗尤其是‘和陶诗’中，常常试图用老庄之说，将昔日出处进退的烦恼与是非曲直的争竞，以及悲欢离合的情感纠葛，一笔抹去，诗也就显得真淳素朴，省净自然，而与往日诗歌中清奇、旷放、雄健的风格相比，已大不相同了。”
此外，“乌台诗案”对宋诗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巩本栋教授表示：“‘乌台诗案’的出现，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诗歌讽谕传统可以被践踏、文学创作可以被横加干涉、无端打击的先例。‘乌台诗案’过去仅十年，在北宋政坛上就出现了第二次‘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只是这次的主角换成了新党中的蔡确而已。在文学批评史上，也进一步造成了捕风捉影，穿凿附会，无限上纲，也就是以比附说诗的风气。”
抛开文学家的身份，“乌台诗案”也让苏东坡个人的人生和仕途发生了重大转折。巩教授说：“（苏东坡）虽元祐中曾回朝，仕途也达到其人生的顶峰，但总的看却是一步步走入苦难的深渊。”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去世那年，曾再赴镇江金山，为自己的画像题写了一首诗。这两句自嘲之语，正道出了他自‘乌台诗案”后的遭际。”巩本栋告诉记者，“乌台诗案”那100多天里，东坡从湖州到京城，颠簸万里，除身体折磨外，心理上也有由起初的大起大落，到后来的死里逃生，既经惊恐、哀伤、疑惧之苦，又历重见天日之喜，情绪上的大转折，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之后的一贬再贬，从黄州、惠州再到儋州，“身如不系之舟”，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开端，都可从“乌台诗案”算起。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东坡虽有“心似已灰之木”的感慨，但对“乌台诗案”，终究是难以释怀。在写出这首诗的那一刻，他是能俯瞰自己的一生的超然的“坡仙”，同时，也是一位为自己遭受冤屈鸣不平的平常人。
实习生 希仁古力·吐尔洪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李海慧
苏东坡逝世920周年纪念专题：
微史记 | 莫砺锋：文星落处天地泣——纪念苏东坡逝世920周年。
参考文献：1、曾枣庄著. 苏东坡论集[M]. 成都：巴蜀书社, 2018.02:76-86
2、曾枣庄著. 历代苏东坡研究概论[M]. 成都：巴蜀书社, 2018.02:27-36
3、 王水照，崔铭著. 苏东坡传[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3.11:139-163
4、巩本栋.“东坡乌台诗案”新论[J].江海学刊,2018(02):192-198.
5、戴建国.“东坡乌台诗案”诸问题再考析[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3):143-155.
6、朱刚.“乌台诗案”的审与判——从审刑院本《乌台诗案》说起[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5(06):87-95.
7、李炜光.乌台诗案始末[J].读书,2012(03):69-78.
